挪威时间是凌晨三点，温哥华大约是晚上六点，我躺在沙发上给加拿大打电话。这通电话是我最后的努力，让我在回谷仓检查新生儿之前再睁开45分钟的眼睛。现在是挪威弗洛姆的产犊季节，我在朋友的农场帮忙。最后一只初生的小牛把她沉重的担子洒在了脏兮兮的地板上。我半小时前发现的，那头母牛盯着她的女儿。我弯下腰，抱起那头大约20分钟大的小牛，把它抱在我面前，我倒向一个干燥的猪圈。母亲哼了一声，跟着我，轻轻地把她的孩子抱在我怀里。我给妈妈和宝宝拿了干草和水，慢慢地走回房子，脱下沾满了产后污渍的手套，爬到沙发上给妹妹打电话。

我一直很喜欢“产犊”这个词。它的简单和动作，断裂和挤压。通常，一头母牛在分娩的最后时刻站起来，小牛悬着，来到这个世界的一半，温暖而潮湿。她走了一步，幼崽摔倒了，就像北极冰川裂开一样，幼崽摔在地上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
在我离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前几个星期，我发现我要当爸爸了。哥伦比亚山谷很冷，大概零下25摄氏度，凯蒂进来给我看验孕棒上的加号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我问，不能做数学+ =正=宝贝。

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，三周后，我去了挪威，在分娩季节工作，观察身体的变化，观察肿胀的外阴和橡胶垫上漏出的乳汁。让我的伴侣感到恶心、疲倦和孤独。

在农场里，我们每四个小时就起来检查一下奶牛。谷仓是旧的，如果温度低于零度，混凝土地板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杀死一头小牛。去年，当凯蒂和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头几乎冻僵在地板上的小牛。小母牛，或者第一次做妈妈的，有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让他们的孩子在子宫里沾满泥土和黄色。他们呻吟着在谷仓里走来走去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无法理解躺在地上的新生命。我们一起发现的小牛很虚弱，湿漉漉的，还在颤抖，我们把它包在毛巾里，在炉子里生起火，轮流躺在它旁边客厅的地板上，用一个破裂的塑料注射器给它喂金黄色的初乳。没有什么比醒来听到小蹄声第一次站在硬木地板上更快乐的了。

在半夜的电话里，我和姐姐谈论学校、生活、她的女朋友和苹果树。我姐姐和我不再经常说话了。我们都很忙，我们的生活现在彼此不同。多年来，我为了上学或工作而往返于挪威，这无济于事，9个小时的时差也无济于事;虽然我们聊天时我总是很开心。她是我第一个告诉我们宝宝的人。我从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的家开车到城里去看她;这是通往挪威的第一步我和妹妹坐在我的卡车前，面带微笑，心里都很不舒服，也不确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我们之间的座位上放着一张长而光滑的纸条，上面印着三张黑白超声照片。

我们俩都没在电话里提到孩子，虽然我知道我们都在想这件事。我挂了电话，在黑暗中再次回到谷仓，希望新生儿已经被舔干了，站起来了。

在这里，我一直在想做一个父亲，被出生包围，但却完全没有父亲的形象。每过一个清醒的夜晚，我都离最终明白做一个父亲意味着什么的那一天更近了一步。我打开大门，悄悄地走进产房，看到一头小小牛在用鼻子蹭着肿胀的乳房。我微笑着，拍了张照片发给凯蒂，然后抓起一把稻草;希望能创造一个温暖的空间，让他们可以睡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