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女大学工作人员告诉研究人员，当封锁来临时，男同事“袖手旁观”。
• 研究结果显示，在家工作的压力会导致恐慌症发作、倦怠、工作效率低下，至少还会导致一次离婚。
• 研究人员警告说，“家庭工作空间的性别特征”是大学人才管理的一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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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百名女学者公开讲述了疫情来袭时在家工作的困难，她们说生活中的男性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。

一位学者告诉研究人员，当需要做某件事时，男性同事“只是袖手旁观”，让女性主动去做。

当因为分享空间或家务而出现家庭冲突时，“在女性与男性伴侣描述的所有此类情况中，女性学者总是积极地做出改变或妥协”。

研究人员分析了南非26所大学的1857名女性的评论，补充道:“她们是离开房间、改变日程安排或寻找替代方案的人，而她们的伴侣‘得到了研究’。”

他们说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夫妻在坐月子、同居和共同工作的几个月破坏了他们的关系。

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的前六个月提交的数百条评论中，一位有学龄前孩子的早期职业学者告诉他们:“这给家庭带来了紧张，并及时导致我和丈夫(即将成为前夫)的关系恶化。”

这四位学者说，“家庭工作空间的性别性质”应该是大学人才管理的首要问题。他们对女同事禁闭经历的研究刚刚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《公共科学图书馆》(PLOSOne)上。

女性表示，随着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她们要与倦怠、恐慌症和低效率作斗争。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学者说:“这更像是一种‘住在办公室’的情况，而不是在家工作的情况。”

另一名学生告诉斯坦伦博斯大学乔纳森·詹森教授领导的研究人员:“我觉得我再也不能把工作和家庭分开了……因为我总是因为自己是否在各方面都做得足够而感到内疚。”

詹森的团队说，在线教学中与管理相关的工作量增加是一个关键问题，“许多受访者注意到这种工作量在男性和女性学者之间的分布不平衡。”

一位学者写道:“与我合作过的所有在线支持提供者(除一人外)都是女性。所有加班到深夜准备导游的人都是女人。

“和我一起工作的男同事没有阅读任何辅助材料，也不想考虑如何调整他们的评估，只是做了叙述幻灯片，然后指望学生们自己处理。

“我的感觉是，当需要做某件事的时候，男人们只是袖手旁观，而我们女人们自愿去做，甚至没有注意到一直是我们在做这件事。”

研究人员说，一位有小孩的学者“甚至把家务工作的性别性质和大学工作的性别性质直接相提并论”。

她告诉他们:“女性不仅承担着养育孩子和家务的负担，而且当这样的危机来临时，男性学者似乎会继续从事重要的研究工作，让女性学者去养育学生(照顾孩子)和做行政(大学家务)。”

对许多女性来说，交通拥挤是一个主要问题。她们说，她们的家更拥挤、更嘈杂、充满活动，而且杂乱无章。该研究称:“即使对那些没有孩子的人来说，(家庭)也变成了一个对抗的竞技场，困难的问题必须解决，而且无处可逃。”

然而，同时也是母亲的学者们最挣扎。其中一位说:“我不能像我丈夫那样关上门，把自己与家庭其他成员的需求隔离开来。”这位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母亲说:“我有一个非常投入的丈夫，但当我们发生冲突时，受影响的是女性的工作。”

研究人员表示，女性在男性同事身上观察到的相反经历，以及对自己职业未来的担忧，似乎加剧了她们对工作效率下降的挫败感。

一位照顾家长的学者说:“我发现自己和其他女性在国际舞台上落后于男性同行，因为我们的生产力一直较低。我预计，我们将在未来的会议邀请、国际研究项目等方面看到这种影响。”

她们所经历的压力使一些女性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，一位“经验丰富的学者”告诉研究人员:“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确实患有恐慌症。”

另一位网友说:“事实上，我有点难过，看到我的家人这么快就把我当成了仆人，而我却经常待在家里，无法利用自己的专业工作空间。”

许多学者表示，他们的应对方式是推迟任何不重要的职业目标，以便有时间做家务。

詹森的团队说:“当女性以这种方式优先考虑学业，或者试图实现每一个个人和职业目标时，许多人发现自己要么筋疲力尽，要么因‘面面俱到’的失败感而感到痛苦。”

“无论是哪种情况，在家庭中，女性都要承受作为工人和家庭管理员的‘双重负担’，并在组织中强化了关于‘女性工作’和女性价值的性别刻板印象。

“重要的是，女性在家庭和职业领域的贡献都被低估了，因为她们的位置感模糊了。”

Jansen的女性研究伙伴是Stellenbosch的Cyrill Walters，开普敦大学的Linda Ronnie教授和开普半岛科技大学的Samantha Kriger。